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有一支部队承担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耳目”的角色，他们就是电台部队。这支部队凭着顽强意志和聪明智慧，完成了许多艰巨任务，毛泽东高度肯定他们的成绩：“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红四方面军电讯台旧址 供图：川陕革命根据地旧址（巴中）管理局

绝境中成长与壮大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只有从鄂豫皖根据地带来的两部电台，最初设立在通江毛浴镇，后迁到城北杜家坪，收听中央社的新闻，联系中央苏区和侦察敌人电台，一台由宋侃夫、王子纲负责，一台由蔡威负责。

由于敌人的封锁，加上当时通江工商业十分薄弱，电台所需的电池、燃油、机油等物资无法解决，电台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据当时的报务员耿锡祥回忆，收信机电池没电了，他们就把机关、部队零散的电池集中起来，串联焊接成B电（45伏）维持工作。没有汽油就用煤油代替，没有机油就用动植物油代替。但用了替代品以后，机器运转很不稳定，通过仔细观察机械运动速度、燃烧烟雾浓度、开机难易程度等等，不断地探索试验，终于掌握了使用油料的标准、要求和数量，机器正常运转起来。

宣达战役胜利后，红军缴获了刘存厚的一部电台，扩大了电台，成立了电务处，宋侃夫任处长，管理电台、机务和机要。反“六路围攻”开始后，三部电台分别配属于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总指挥部，同时担负着通信联络、内部机密电报和侦破敌军秘电的三重任务。1935年初，红军在陕南缴获了胡宗南补充团的两部电台，遂又成立四台和五台，分别由游正刚和徐明德任台长。至此，红四方面军每个军配属一部电台，跟随总指挥部行动的军队与总部合用。

为解决电讯技术人员缺少的困难，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杜家坪开办了自鄂豫皖以来的第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员17人。次年四、五月，又在通江城、毛浴镇、九子坡等地开办了第四期训练班，学员30多人，电台部队逐渐壮大起来。

战场中的“千里眼”“顺风耳”

战场信息瞬息万变，掌握部队的部署状况和敌军动态十分重要。电台设在毛浴的时候，报务员就用收信机发现了田颂尧、邓锡侯的电台，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动情况，侦察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反“三路围攻”战役期间，电台开始破译敌军的密码，由于王子纲在天津报馆当过译电员，很快破解了敌人的密码，而且破译速度很快，一般在一个小时内就能译出来，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准确掌握。在空山反击战中，电台侦察工作起到很大作用，一举粉碎了田颂尧的“围剿”企图。

反“六路围攻”战役期间，来往密报和对敌侦察工作更加繁重，要同时对敌军数十部师旅级以上电台进行严密侦控，每天抄收敌台电报200余份，将敌军作战计划、行动命令等重要密报破译上报，电台经常日夜不停地运行，宋侃夫等骨干力量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有病都要坚持。电台出色的侦察使红军对敌军行动了如指掌，灵活选择战机，合理部署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保障了反“六路围攻”战役的完全胜利。

长征路上的“灯笼”

1935年1月，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准备强渡嘉陵江，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中央红军提供情报。由于中央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没有固定位置，电迅联系十分困难，蔡威每夜都守在电台上，等待讯号，寻机呼叫，每每彻夜无眠。

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电台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部队的密码，破译工作主要由宋侃夫和蔡威担任。蒋的密码非常难破译，最初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他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掌握了大量敌报和中央红军周围的敌情，经过缜密分析、整理上报给中央。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1935年10月，红军总司令部成立第二局，蔡威任局长。身为二局的最高首长，蔡威仍经常彻夜监听破译，恶劣的战争环境以及长期过度的忘我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患上重伤寒。直至生命垂危，蔡威仍躺在担架上，破译了马步芳、鲁大昌、朱绍良、蒋介石以及重庆行营的来往密电，为红军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可靠信息。毛泽东曾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中，电台部队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以电波为武器，为川陕苏区的巩固发展和中央红军胜利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