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昆明。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1928年，16岁的聂耳加入了共青团，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他终生不变的信仰。聂耳从小爱好音乐，在校期间学习各种乐器，打下了音乐功底。1930年夏天，聂耳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取道越南经香港赴上海。

探索革命音乐道路

1930年的上海波谲云诡、暗流涌动。刚满20岁的聂耳一到上海就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投身革命的洪流中。聂耳立志改变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向，思考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第三天，聂耳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相比较同事眼光局限于中日之间的矛盾，聂耳敏锐地洞察了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征兆，并不再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对当时媒体所谓中日友好的空想嗤之以鼻。

聂耳的革命精神日渐养成，与音乐的认识也渐趋融合，他在1931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不论你从哪条路上跑，你的哲学基础不稳，终于是难得走通的。”“新的脑子要装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道上发达。”这预示着他终将要走上一条开辟新音乐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给聂耳带来强烈的震撼，他到黄浦江边拍摄战争的画面，真实遭遇了野蛮霸道的日军士兵的随意欺凌，也切身体会到即便是在友好帮助自己的美军士兵身上也会不经意间散发出来的那种轻慢，那一刻他深深感受到国家的羸弱让国人在世界范围内毫无个人安全和尊严可言。面对民族危机这个最大的革命现实，聂耳责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家又怎样？”“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居然如此之反动！”

在上海，聂耳结识了中国戏剧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田汉了解到他想找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更多的革命理论，知道更多的国内外形势，也看到了他热爱音乐并想通过这些音乐为革命事业做些工作。田汉从思想上给了聂耳不少的鼓励和帮助，为聂耳成长为革命音乐家奠定了基础。在不断的斗争和思考中，聂耳对民族生存、国家兴亡与艺术创作的认识日渐深入。

对资产阶级歌舞艺术的批判

理论斗争是革命实践的先导。面对虚脱、纤靡、颓废的歌舞音乐仍风靡的社会现状，聂耳首先拿出了理论的武器。1932年，聂耳发表了一系列革命现实主义观点的艺术评论文章，对社会音乐歌舞提出批判。

在《中国歌舞短论》一文中，聂耳以“黑天使”笔名投入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同资产阶级歌舞艺术“两种思想”的论战。他直指明月社，批评当时歌舞艺术的“香艳肉感”，指出“今后的歌舞，如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在《下流》这篇文章中，他希望电影导演“在以后的作品里不要再做麻醉群众阶级意识的工具”。要关注资产阶级所谓的“下流”的劳苦大众，除了描述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之外，要揭示底层人民之所以堕入如此悲惨境地的“必然性”。这已经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文艺作品进行改造的尝试了。这种通过个体偶然性揭示群体必然性的思想在对影片《人道》的评论中也继续得到阐释，聂耳认为“全剧始终是在个人的地位来描写”，“失了灾民全体的灵魂以及整个欲求”。《对教育电影协会随便谈谈问问》一文中，犀利指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那些海外输入的电影，只是“资本主义没落期的、享乐的、消魂（销魂）诱媚的香甜影片”“再也没有一点力量给劳苦大众做半点不平的呼应”，指出中国电影界的领导力量要站出来，解除这种危机，避免中国电影向没落的方向发展，做中国“最需要的电影”。

聂耳希望通过这些言辞激烈的思想交锋使“这种斗争尽量地扩大起来，因为没有斗争是不会进步的。我要起来挑战也就是想由这种斗争找出一条歌舞的新路来”。这些文章不被明月歌舞团负责人黎锦晖及其支持者所理解，反而引起对方的攻讦与责难。于是，聂耳毅然离开明月社，只身奔赴北平继续求索。

确立人生奋斗目标

1932年8月，聂耳辗转经天津来到北平。在北平的3个月里，聂耳的革命斗争精神得到进一步淬炼。为弥补自己没有系统专业地学习过音乐的短板，进一步提高艺术水准，他报考了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虽然最终未被录取，但在居住云南会馆期间，聂耳和陆万美、许强、陈钟沪、张天虚等云南故知相逢，一边自己寻找老师学习音乐，一边交流革命思想。聂耳还参加了北平左翼剧联的活动，并应约请为北平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戏剧与电影》撰写文稿，参与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筹建，出席各种革命戏剧演出活动。10月，聂耳参加了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游艺会。现场虽然遭到了右翼势力的破坏和干扰，但他仍然镇静从容地用小提琴演奏了《国际歌》。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乐曲回荡在清华校园，也激荡着聂耳。即便身在北平，聂耳依然挂念着上海的战事和音乐创作。当他听说日军再次集结，俨然有第二次进攻上海的架势，聂耳不顾朋友的好心劝留，想要回到上海这个挽救民族危亡的战斗第一线。

在这期间，聂耳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递交了入党申请。北平剧联党组织认为聂耳已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但考虑他很快返沪，便没有为他办理入党手续。聂耳离开北平时，北平剧联负责人于伶让他带给上海左翼剧联党组织三份材料：一是北平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二是聂耳的入学申请及党组织的意见；三是聂耳在北平工作情况的介绍。

怀着“更勇敢地实践人生”的追求，1932年11月，聂耳回到上海。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工作委员会电影小组为扩大革命文艺的传播和影响，陆续将左翼文艺工作者输送到电影战线。在组织的帮助下，聂耳顺利入职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从事场记、剧务工作。繁忙、琐碎而又枯燥的工作之余，聂耳专注于群众歌曲和电影音乐创作，开始了其音乐生涯的全新阶段。

1933年初，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位于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革命的低潮期，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与党组织培养的聂耳，经田汉和左翼剧联负责人赵铭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联华影业的一个摄影棚里，介绍人田汉和监誓人夏衍为他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聂耳的革命人生走出了崭新的一步，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从此，他以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走上一条在党的大众文艺方针指导下的革命之路。

创作反映人民呼声的新音乐

党的直接领导为聂耳指出了更为明确的奋斗方向，他迸发出无限的热忱，带着新生般的激情与活力参加革命文化的宣传活动。1933年初，上海左翼文化界成立了“苏联之友社”，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聂耳、张曙、安娥、任光等革命音乐人成为田汉领导下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成员。他们一起学习音乐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音乐怎样更好地为抗日救亡服务。1933年2月，聂耳与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发起了用音乐激励人们向黑暗的社会抗争，与侵略凌辱中国人民的列强战斗的“新兴音乐运动”，期待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也在这个月，聂耳等40余名文艺工作者由中共北平地方组织领导下的北平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长杜重远率领来到热河，一边慰劳辽西义勇军，一边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聂耳长期坚持的音乐理论探索终于在实践中孕育出成熟的果实。1933年夏，聂耳为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首歌是田汉和聂耳的第一次合作，歌词通过南洋荷兰资本家对当地矿工的残酷剥削，揭露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发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呻吟呐喊。此后，他相继为话剧《饥饿线》创作插曲《饥寒交迫之歌》，为女报童小毛头创作儿童歌曲《卖报歌》。这些歌曲犹如一道道闪电，划破了当时弥漫着靡靡之音的混沌乐坛，呼唤人们关注人民、关注苦难、关注抗争、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湎于虚幻的灯红酒绿；代替大众来呐喊，而不是“隔江犹唱后庭花”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

左翼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和“围剿”。1934年1月，聂耳被联华影业公司借故辞退。在这期间，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努力的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终于成立，聂耳成为负责人之一。

1934年4月，聂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任光介绍，进入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副主任。党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进步电影和戏剧宣传革命，同时也借着任光、聂耳在百代公司的便利合法灌制、销售红色音乐的唱片，组织发行了大量群众革命歌曲。聂耳先后为田汉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等插曲，为电影《桃李动》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歌》《牧羊女》等，这些歌曲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11月，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的对聂耳、任光、安娥等推进进步歌曲，抵制庸俗音乐不满，强迫聂耳辞职。聂耳再次回到联华影业，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主题歌《新女性》组歌，为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为电影《逃亡》谱写了《逃亡曲》和《塞外村女》。这些歌曲或慷慨悲壮、或轻快幽婉，深深为当时的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所喜爱，鼓舞着他们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社会背景下走向革命而不是堕入颓废。1934年堪称聂耳的“音乐年”，高产的音乐作品携磅礴之势逐渐碾压以萧友梅、黎锦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音乐风格，一天天地流行起来，从而确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的基础，打开了新兴音乐的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时代最强音

再次回到上海的聂耳在不停地努力、思考和尝试中，对音乐的理解日益深刻，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最终使他的音乐艺术实现了质的蜕变。

1935年2月，田汉在为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风云儿女》写下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后便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此时聂耳主动请缨，承担起谱曲的重任。他把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和革命事业的关注与热爱，全部倾注在歌曲创作中。

聂耳在作曲的时候，希望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激发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写出法国国歌《马赛曲》的那种战斗性。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更为契合顺畅，聂耳和孙师毅等人大胆地对歌词作了修改和润色，加了“起来！起来！起来！”三个号角般的叠词，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的规律，处理得生动、有力和极富创造性。修订后的《义勇军进行曲》有84个字，37小节，奏唱只要46秒，歌曲以进军号般的前奏开始，铿锵的节奏、雄伟的气势，充满着战斗号角的旋律，听来令人血脉偾张。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全词中最重要的警句，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最后的“前进！前进！进！”这样的非常规语句，使其更有呼号感，更坚定，更符合汉语的词腔。朗朗上口的歌曲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为充分发挥歌曲激励人心的战斗作用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正如田汉在回忆中说：“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田汉被捕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将魔爪伸向聂耳。为保护这位才华横溢的革命音乐家，党组织安排聂耳由日本转道巴黎前往苏联。1935年4月下旬，聂耳在日本修订完善好曲谱后，将定稿寄回上海。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主题曲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片头和片尾处歌曲两次响起，因其鲜明地体现了全国各阶层一致要求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激荡人心，从上映第一天起就场场爆满，银幕上下一齐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比比皆是。

然而，谱写出如此伟大作品的年轻生命却在最绚烂的时刻戛然而止，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海滨游泳时溺亡。作为聂耳生命的绝响，《义勇军进行曲》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传唱，点燃了中华儿女抗日救国的爱国激情，号召和鼓舞着无数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复兴而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义勇军进行曲》超越了国界，具有了世界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意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战歌。1937年7月，音乐家任光在法国期间，组织了巴黎华侨合唱团，教唱《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在由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一些国家代表听了后赞扬说：“中国现代歌声蕴藏了中国的无限希望”。此后，任光转赴新加坡，他组织的华人革命音乐组织“铜锣合唱团”多次登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日的爱国热潮。

1932年6月28日，聂耳远在昆明的母亲写信询问儿子的终身大事，聂耳在回信中写道：“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个回答体现了聂耳把革命事业放在个人情感之上的崇高理想，也凸显了聂耳身上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精神特质。在短暂的艺术生命中，聂耳坚持革命的艺术道路，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切中时代的脉搏，最终实现了个人革命理想与艺术探索的完美统一，奏响了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